谁知道马丁·路德·金,特丽莎修女,曼德拉获得诺贝尔奖的故事? 短一点啊 跪求好的会在加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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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受爱戴的修女,197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97年,这位身材矮小。她获得过多个国际性奖项阳光卫视介绍过,1910年,特丽萨修女生于马其顿一个富裕的家庭。12岁时萌生了做修女的愿望,18岁远赴印度受训成为修女,27岁发终身誓愿并升任女修道院院长。自38岁起,她开始了在加尔各答贫民窟为赤贫者、弃婴、麻疯病人服务的生涯。在她的心目中,建立“仁爱传教修女会”,穷人比富人更需要尊严,穷人在价值的等级中至高无上。40岁时、濒死者
lst8468306 | 发布于2013-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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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蕾莎修女的本名是艾格尼斯·刚察·博加丘(Agnes Gonxha Bojaxhiu),她是一个出生于奥斯曼帝国科索沃省的斯科普里﹙前南斯拉夫联邦马其顿共和国的首都﹚的阿尔巴尼亚裔人, 父亲尼格拉(Nikolla Bojaxhiu)是成功的地方杂货承包商,母亲是Dranafila Bojaxhiu,她是小女儿,上有哥哥和姐姐﹙姐姐后来也成为修女﹚。家中说阿尔巴尼亚语,是天主教家庭,在她所居住的镇上多为穆斯林和基督徒,仅有少数的天主教徒。
特蕾莎修女很少提到她的童年生活,但她曾说,在12岁加入一个天主教的儿童慈善会时,她就感觉自己未来的职业是要帮助贫寒人士。15岁时,她和姐姐决定到印度接受传教士训练工作。1,她进了爱尔兰罗雷托修会,并在都柏林及印度大吉岭接受传教士训练工作。三学期后,特蕾莎修女正式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在圣玛莉罗雷托修会中学担任教职,主要是教地理。1931年,特蕾莎正式成为修女,1937年5月更决定成为终身职的修女,并依法国19世纪最著名的修女“圣女德莉莎”(St. Theresa)的名字和精神,改名为德蕾莎修女。1940年代初期,德蕾莎修女在圣玛莉罗雷托修会中学担任校长一职,但当时印度贫富差距非常大,校内一片安宁,但校外却满街都是无助的麻风患者、乞丐、流浪孩童。1946年9月10日,德蕾莎修女到印度大吉岭的修院休息了一年,并强烈的感受到自己要为穷人服务的心,返回加尔各答后,她向当地的总主教请求离开学校和修会,但一直得不到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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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发布于2013-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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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金为黑人谋求平等,发动了美国的民权运动,功绩卓著,闻名于世。金在成为民权运动积极分子之前,是黑人社区必有的浸礼会的牧师。民权运动是美国黑人教会的产物,本文记叙金的第一次民权演说,揭示了民权运动与黑人教会的关系。

1955年12月1日,星期四,黄昏时分,在阿拉巴马州(Alabama)的蒙哥马利(Montgomery),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在公共汽车上因为拒绝给一名白人乘客让坐而遭逮捕。黑人社区的领袖在周末策划下星期一上午开始抵制乘公交车。12月5日,星期一下午,蒙哥马利市迪克斯特大街(Dexter Avenue)浸礼教堂的年轻牧师小马丁·路德·金接受委托领导业已开始的抵制运动,并于当晚在霍尔特街(Holt Street)浸礼教堂的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金准备有生以来第一次政治性演讲的时间不足半小时。

金站在那里,沉默片刻。教堂的楼厅和过道里都挤满了人,他们从窗外往里张望,在厅里的座位上往上看,当他向这一大群陌生人说话的时候,他声音低沉,节奏缓慢,无异于一般的开场白。“今天晚上,我们聚会,商讨一件严肃的事,”他说道,几字一停,先抑后顿。他说完后,人群中只有三两个人呼应“对啊”,其他的人保持沉默。他知道,这是一群会造声势的人,但他们在等待,要看看他怎么引导。“我们聚会,从一般的意义上说,是因为我们首先是美国公民,我们决心充分运用我们的公民权,”他说道。“但是,我们聚会,从特殊的意义上说,是因为蒙哥马利公车上的不平等待遇”。人群中传来一阵不清晰的赞许声。金的句子变得短促,声调渐渐提高。“这类不平等待遇,根本不是新鲜事。问题早已存在。就在前一天,准确地说,上星期四,蒙哥马利最优秀的公民之一,请注意,不仅是最优秀的黑人公民之一,而且是蒙哥马利最优秀的公民之一,被从公共汽车上带走,拘捕入狱了,因为她拒绝,把自己的座位让给白人。”

在演讲每次停顿时,听众就应以“对啊”和“阿门”。他们跟上了金的节奏,但热情尚有待于金调动。金接着谈到法律,他说,即使根据种族隔离的法令,拘捕罗莎·帕克斯也未必合法,因为法令中没有具体规定公共汽车上要划分黑人区和白人区。“法律在这一点上从未澄清过,”他说,听众中有个男人大声呼应“当然没有”。“我认为,我这么说,有其法律权威性,我不是说我有法律权威,但我有法律权威的支撑:法律、法令、城市法规,从未完全澄清这一点。”这句话表明金是一个讲话很注意分寸的人,但听众不为所动。金回到罗莎·帕克斯案的特殊性质上来。他说,“既然事情发生了,我很高兴它发生在像帕克斯太太这样一个人身上,因为没有人怀疑她的品德无比高尚没有人能怀疑她人格的崇高,没有人能怀疑她对基督教信仰之深。”人群轻轻地齐声回应:说得对。金重复一句:“就因为拒绝站起来,就逮捕了她。”人群开始激动,跟上了金不紧不慢的演讲。

他停顿得略长一些。“你们知道,我的朋友们,终有一天,人们再也忍受不了压迫者铁蹄的践踏,”他喊道。霎时间,有人鼓掌,有人欢呼,“对啊”之声形成声浪,朝他扑面而来。声浪震天动地,一浪推一浪,似无停息的可能,听着刚刚要静下来,门外聚集的一大群人又喊了起来,汇成一股更高昂的声波。雷霆般的声响里伴着一种低沉的轰鸣,那就是在地板上跺脚的声音,使响声那么宏亮,仿佛已不是靠耳朵听清的,而是从肺的振荡感受到的。巨响晃动着建筑物,久久也不平息。一句话触动了大家的情绪,使黑人教堂仪式中典型的呼应,超过了政治集会的喧闹,达到金从未经历过的程度,那情形有点像小灌木丛里藏了只巨大无比的兔子。当教堂最后恢复平静的时候,金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再给听众点了一把火。“我的朋友们,终有一日,人们再也忍受不了被抛入屈辱的深渊,经受无穷无尽绝望的折磨,”他断言。“终有一日,人们再也忍受不了被赶出生活中七月灿烂的阳光,罚站在阿尔卑斯山11月刺骨的寒风中。终有……”金还要说下去,但人群发出的喊声湮没了他。谁也说不清,人们是因为他触动了那根神经而呼喊,或者是对演讲人信口说出如此雄辩的言辞感到骄傲而呼喊。“我们聚会,我们聚会,因为我们再也忍受不了,”金重复了一句。

也许是对人群爆发出来的怒火有些担心,金话锋一转,讲到抵制运动要避开各种陷阱。他说,“我们大家都清楚,我们不是在宣扬暴力。”“我们已经不搞暴力了。”听众中有人喊道,“重复那句话!重复那句话!”金接着说,“我想让整个蒙哥马利,整个国家都知道,我们是基督教信徒。”他把“基督教”三个字念得很清楚。“今天晚上,我们手中的惟一武器,是抗议。”在金停顿时,人群响起了热烈的赞扬声。他和听众一起转入缓慢的诉说。“如果我们被禁锢在共产国家的铁幕后面,我们是不能这么做的。如果我们被关在专制政权的地牢里,我们是不能这么做的。但是,美国民主的伟大光辉,正体现在有权利为正确的事情发出抗议。”当赞成的喊声平息时,金提出了避免暴力的最后一条理由,那就是要使自己有别于三K党,那些白人至上主义者正横行南方,恐吓黑人。“不会有白人被从家中拖走,带到偏僻的路上去杀掉,”他说,隐约地暗示三K党的伎俩。“在我们这群人里,不会有人公然蔑视这个国家的宪法。”

金停了下来。教堂里除了嗡嗡声外,还算平静。“我的朋友们,”金慢慢说道,“我想让大家知道,我们胸怀坚定勇敢的决心,要使本城的公交车上恢复正义。我们没有错。我们要做的事没有错。”人群发出一阵被压抑的期待的喊声,因为他们意识到,金一步步接近核心话题了。“如果我们错了,这个国家的最高法院也错了,”金唱出了这句话,那音色又深沉又高昂,身体也摇摆起来。“如果我们错了,万能的上帝也错了!”他高声喊道,听众的情绪如同他说再也忍受不了时一样,又一次高涨起来,声浪一声高过一声,直冲教堂最高的屋顶。他们远不是在讨论罗莎·帕克斯案或公交车法律了。金最后那声喊叫,把渎神的言辞说到了他的信仰及听众的心所能承受的极限。声浪不断高涨,直到金的声音穿透了声浪,达到无法更响的地步。“如果我们错了,拿撒勒的耶稣就只是个乌托邦的梦游者,从来也没到地球上来过!如果我们错了,正义就只是一个谎言。”此言真是一语惊人。他不得不等待片刻,才以焕发着愤怒和狂喜的声音,说出了直冲云霄的结束语:“我们决心在蒙哥马利奋斗,直到‘公平如浪涛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听众的喊叫湮没了阿摩司书(Amos)的这两句引言。阿摩司是以色列的先知,也是卑微的牧人,他与传教的以赛亚(阿摩司的儿子),都是金喜欢引用的圣经上论正义的权威。

他克制自己的情绪,接着讲团结的必要性,抗议要保持尊严以及劳工运动的历史先例。相对而言,这个话题是世俗的话题,但听众很认真听。“今晚,我想告诉你们,我们只讲爱是不够的,”他说。“爱是基督教最高信仰之一,但还有另一面,叫做正义。正义是深思熟虑的爱。正义是克服了与爱相悖者的爱。”他说,上帝不只是博爱的上帝,“上帝还会站在国家面前说,‘不要乱动,须知我是上帝,如果不服从我,我就打断你权力的脊梁,切断你与国际和国内的一切联系。’”随着金大胆的言词如泉涌出,听众不断有节奏地喊叫和鼓掌。“与爱并排站着的,永远都是正义,”他说。“我们不仅使用说服的武器,我们还不得不使用强制的武器。”他再次呼吁团结和协作。他援引历史,招唤听众文明行事,这样,未来的圣人在回顾蒙哥马利的黑人时,才会说“他们是一群有道义勇气敢于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的人。”他说,他们能做到这一点。“上帝赐福于我们,使我们不辱使命,不致为时太晚。”有人回应,“噢,对的。”金又说:“在我们按计划行事时,要想想这些事情。”

金从讲坛上走下来时,人群震惊了,竟茫然不知所措。演讲结束得太突然,太令人泄气。按照演讲的规律,在结束时要出现第三次高潮,听众在等待他引导呢!几秒钟过去了,失望的心情被记忆和兴奋所取代。金在走出教堂的时候,鼓掌声一直跟随着他,教徒还探着身想触摸他。抵制公车的运动就这样开始了。在他的第一次政治性演讲后短短几分钟里,他心里涌出一股与陌生人交流的强烈愿望,不论这些陌生人对他如同对所有先知一样既爱又恨。这一年他只有26岁,未来的生命还不足12年又4个月。

1910年,特里萨修女生于马其顿一个富裕的家庭。12岁时萌生了做修女的愿望,18岁远赴印度受训成为修女,27岁发终身誓愿并升任女修道院院长。自38岁起,她开始了在加尔各答贫民窟为赤贫者、濒死者、弃婴、麻疯病人服务的生涯。在她的心目中,穷人比富人更需要尊严,穷人在价值的等级中至高无上。40岁时,建立“仁爱传教修女会”。她获得过多个国际性奖项,197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97年,这位身材矮小、广受爱戴的修女,平静地离开了人间。
贫民区学校

1948年,38岁的特里萨修女离开爱尔兰的罗瑞托修道院,来到印度加尔各答。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下了罗瑞托修女穿着的蓝色的道袍,改穿印度平民妇女常穿的白色棉纱丽。

特里萨修女是在车站后面的贫民窟展开工作的。这里到处是破烂不堪的小木屋和衣衫褴褛的脏孩子。有一天,一个说孟加拉语的小孩,向特里萨修女要东西,这个孩子只有一条腿,而且断肢处还在流血。特里萨修女准备取药给他包扎时,小孩却说他想要吃的东西,边说边做出吃东西的样子。此时她身上只有五个卢比,于是很抱歉地对小孩说:“我是个穷修女,我只能替你包扎伤口。”正准备帮他涂药的时候,小孩突然抓过药品,叫着“这个给我”,便拄着拐棍向贫民窟跑去。想了解究竟的特里萨修女紧跟着小孩跑进一个小窝棚,窝棚里面漆黑一片,隐隐约约地可以看见木板上躺着一个妇女,在她身边还有一个婴孩和一个约五岁的女孩,三个人骨瘦如柴,目光呆滞,非常虚弱。她用孟加拉语与他们交谈,知道了小孩叫巴布,八岁了,那个妇女是他的母亲,患有结核病,窝棚里的另外两个小孩是他的弟弟妹妹。特里萨修女只能把她所带的维生素丸给了他们,那妇人十分感激,向她行合掌礼,并说:“这里边还有生着病的老妇人,也请你看看她。”特里萨修女听到这句话,内心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为什么穷人会有那么善良的心?自己患着病,还关心着别人呢!

那一天,特里萨修女连续看望了许多家庭,独腿的巴布和一些小孩一直好奇地跟随着她。巴布还请求特里萨修女第二天再来。

白天的经历让特里萨修女难以入睡,这些可怜的孩子们不但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不会数最简单的数字,将来长大了怎么办?要从根本上解救这些孩子,莫过于让他们掌握知识!于是,在贫民区里办一所露天学校的想法,在特里萨修女的头脑中成熟了。

第二天,在一块大树下面的空地上,特里萨修女宣布那里就是教室,地面就是黑板,愿意念书的就坐下来。经过她的耐心说服,巴布首先坐了下来,接着又坐下了四个孩子。特里萨修女饶有趣味的讲课,渐渐地吸引了他们,其他的孩子也慢慢地走近了大树。等到第二天特里萨修女再次来到大树下的时候,发现这里已经用破布、木板等物搭起了一座帐篷,坐在里面的小孩也比昨天多得多了。巴布告诉她,“这个棚子是大家帮着盖的,我把朋友都找来上课了。”

就在这简陋的“教室”里,特里萨修女除了教孩子们一些简单的读读写写之外,还教他们卫生常识,比如刷牙、洗脸、洗澡等。她还亲自带孩子们到井边,一个个教他们如何洗澡。贫民窟的妇女们将这些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很快地,她们也仿效特里萨的做法,替自己的孩子洗澡了。

特里萨修女在贫民窟办露天学校的事儿很快就传开了,一个星期后,来听课的孩子达到了一百多人,后来又增加到了五百多人。

加尔各答是印度贫穷人口聚集的城市。由于贫穷,弃婴之多,景象之惨,实在是人世间少有的。继兴办贫民学校之后,特里萨又和别的修女们一起,承担了收养那些骨瘦如柴、疾病缠身、先天残疾的弃婴的工作。

修女们不仅收养丢弃在修道院门口的婴孩,还抱回了其他地方所见的弃婴,有些穷人甚至还将自己养不起的孩子也送过来。弃婴收养的数目越来越多,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于是购买药品、奶粉及粮食的经费就出现了经常的短缺。但奇怪的是,每当发生这种短缺的时候,必定会有人送来金钱、食品、药品、衣服等,帮助她们渡过难关。
临终关怀院

在印度之外,特里萨修女和她的同道们广为人们所知,是在她们为垂死者的服务被报道后开始的。在大部分人眼中,喂哺营养不良的儿童,给穷人送米送饭之类的事,并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在一个人口爆炸到让人绝望的国度中,为一些即将要献给死神的,只能再活几小时或几天的人建造家园,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因为,在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你都找不到特里萨修女在这项工作上所显示的那种精神——对任何苦命人的无条件的尊重。

记者迈克尔•左美士曾经介绍过特里萨修女在加尔各答的第一间临终关怀院,他说:一天,有一个垂死的人躺在紧靠甘贝尔医院外面的路上。特里萨修女试图把他送进医院,但是,当她拿着药物从药房跑回来时,那个人已经死了,躺在地下的他无一人问津。特里萨愤怒了,她说:“他们对猫,对狗,都比对自己的同类兄弟好。如果是他们自己心爱的宠物,他们绝对不会让它们这样死去!”

特里萨修女经常会遇上此类事情。有一天,她发现一位老妇人倒在路上,像是死了一般,破布裹着的脚上爬满了蚂蚁,头上像是被老鼠咬了一个洞,残留着血迹的伤口周围爬满了苍蝇和蛆虫。特里萨替老妇人测量呼吸与脉搏,发现老妇人似乎还有一口气,就赶紧把老妇人送到了附近的医院。医院得知是位无家可归的老人,便不予接收,但特里萨修女态度坚决:“老奶奶是否有救的责任不在医院,但作为医院想办法给予治疗却是必须的!”迫于特里萨修女的义正辞严,医院才对这个垂死的老妇人予以治疗。

特里萨修女决定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善这种状况。因为,街头上的死尸何止一具,每天早上在加尔各答的街道上收集尸体,就如同收集垃圾一样。珍珠海贫民区的穷人们曾凑集钱财,为垂死的人盖了一间等死屋,这仅仅是一间摆着两张床的简陋的屋子,却有着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清心之家”。但这间等死屋很快就关门大吉了,这是由于附近居民的强烈反对,他们害怕闻到死亡的腐臭。

特里萨修女来到加尔各答市卫生部门,卫生部门的一位热心的官员接待了她,并带她来到加尔各答著名的卡里寺院,寺院答应免费借出供信徒朝拜后休息的一处地方,给她们使用。

找到了这个为贫困的病人提供休养的场所后,仅仅一天时间,修女们就将二十多位最贫困、最痛苦的人安顿了下来。

一天,在离垃圾堆几米远的地方,特里萨修女发现了一副鬼一般的骨架,那几乎是一副嶙峋的、被纸一般的人皮包裹着的骷髅,但他还有一息残存,而蛆虫已经开始侵蚀他的肌肤了。特里萨修女把老人搬进一间盖了荫篷的大堂,喂他进食,清洁他凄凉的、黏满便溺的身体,还从老人的伤口里清除蛆虫。

“你怎么能够忍受我的臭味?”那衰弱得要死的人轻轻地喘道。

“比起你身上的痛苦,这根本算不了什么。”她轻轻地回答。

老人很自信地嘀咕着:“你不是这里的人。这里的人不会做你做的事。”在垂死之际,他努力使自己微笑:“你是应当受到赞美的。”

“不,”她以微笑回报:“应当受到赞美的是你,你不要赞美我。”

还有一位老人,在搬来的那天傍晚就过世了,临死前拉着特里萨修女的手,用孟加拉语低声地说:“我一生活得像条狗,而我现在死得像个人。谢谢了。”

正是这位貌不惊人的修女,曾经让无数被世俗社会抛弃的人,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里,获得尊严的补偿。

麻疯病康复中心

麻疯病在民间又叫蜡烛病,因为患病后,人身体的某些部分会像被火烧熔的蜡烛,慢慢溃烂掉,直至最后死去。二十世纪中叶前后,这种病在印度十分猖獗,据当时估计,全印度大约有五百万麻疯病患者,仅加尔各答就有八万之多。

整个社会对麻疯病充满恐惧:病人被家人遗弃,流落街头或躲藏荒郊野外,或被困在山洞中;而一些健康的人见到麻疯病人,也会赶紧躲避甚至会向他们扔石块;警察见到了麻疯病人,甚至持枪要他们抓去投入到集中营……
一天,市政府卫生部门的一位官员找到特里萨修女,希望她的“仁爱传教修女会”能协助照顾那些因麻疯病而病倒在街头的患者,政府可提供一个适当的地方,以便把患者集中起来。年轻的修女们感到为难,因为修道院的工作已经很多,除了贫民区学校、儿童之家,还有临终关怀院,如今要再添一所麻疯病人康复中心,已经力不从心。但是,特里萨修女很痛快地答应了这位官员,因为对她而言,无私的仁爱就是天主,她想得更多的是可怜的麻疯病人。

1969年,在加尔各答郊外一个叫第达加的地方,由仁爱传教修女会创办的第一所治疗麻疯病的康复中心成立了。这是坐落在一块紧靠铁路路基的废置的地皮上,用麻布袋、竹竿、铁皮、瓦片等作为建筑材料,再加上丰富的想象力构筑而成的小屋,小屋的屋顶部分搭盖在露天排水渠的木桩上。

特里萨和修女们开始找寻那些被亲友和家人赶出家门的麻疯病患者,经常走进散发着恶臭的破屋,驱赶麻疯病患者伤口上蠕动着的蛆虫和在伤口上舔食的苍蝇,为他们注射药剂,包扎伤口,抚慰他们那颗受到伤害的心灵。

第达加麻疯病康复中心开始服务的那天,特里萨修女特地用手抚摸每一位麻疯病人的身体和手,以此来表示对每位病人的关怀。她亲切地对大家说:“请振作起来,天主绝对没有抛弃你们,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吧。”那些溃烂掉手指头的妇女,失去了双腿的老人,烂掉了耳朵的小孩……顿时感到一股暖流通过全身,增添了战胜病痛的信心。

但是,对于每位麻疯病患者来说,医学上的奇迹并不能同时把他们额头上的“麻疯病”刺青刮掉,治愈出院后的患者仍遭到社会上的歧视,没有人愿意雇用他们。所以,病人为了继续留在受保护的医院内,不惜撕破结痂的伤口……

面对着麻疯病康复者在回归社会时出现的种种现实问题,仁爱传教修女会创办的这些康复中心开始安排痊愈后的病人参加的职业训练——让一些病人从事为自己纺织绷带,制造自己的药囊之类的简单工作;也有一些人在麻疯病康复中心内的木工工场、造鞋工场、砖窑和小农庄工作,用他们自己的劳动保障自己的基本需要;或耕作自己的稻田和麦田,使他们自给自足。特里萨修女还弄来了一台旧式印刷机,让病人们用它印一些传单和报纸,借此重新投入生活并赚点钱。为了能让病人们过上与正常人相同的生活,每逢到了圣诞节,特里萨修女总要安排他们参加子夜弥撒,还组织他们演出话剧,协助修女们派发圣诞礼品,参加午餐音乐会,等等。

总之,住进康复中心的麻疯病人,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能享受到正常人的乐趣,都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他们重新享有了正常人的尊严。

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曼德拉“乌弗埃-博瓦尼争取和平奖”。1993年10月,诺贝尔和平委员会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为废除南非种族歧视政策所作出的贡献。同年他还与当时的南非总统德克勒克一起被授予美国费城自由勋章。1998年9月曼德拉访美,获美国“国会金奖”,成为第一个获得美国这一最高奖项的非洲人。2000年8月被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授予“卡马”勋章,以表彰他在领导南非人民争取自由的长期斗争中,在实现新旧南非的和平过渡阶段,以及担任南共体主席期间做出的杰出贡献。

1992年曼德拉与温妮分居,1996年3月19日,法院判定曼德拉与温妮离婚。现任妻子格拉萨•马谢尔(Graca Machel)是莫桑比克前总统萨莫拉的遗孀,1998年7月18日与曼德拉结婚。

1992年10月首次访华,5日被北京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99年5月,曼德拉总统应邀访华,他是首位访华的南非国家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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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w1977926 | 发布于2013-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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