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与中国的文化有什么异同 5

推荐于2016-06-11 22:22:59 最佳答案
马来西亚文化或马来亚文化是一种融合马来族、华族、印度族和其他原住民族文化特色的“多元种族文化”,基于马来族是马来西亚的多数人口,所以马来民族文化是马来西亚文化的主干,其它的民族文化次之。马来西亚文化也融合了一些波斯、阿拉伯和欧洲的文化色彩。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族群、多元文化和多元语言的社会。最早的文化源自于当地的原住民部族,随后马来人搬到这里。 中华文化和印度文化所具有的实质影响力,可追溯到外国贸易开始活跃于这个区域之时。对于马来西亚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文化,包括波斯、阿拉伯与英国文化。由于政府的政治结构,再加上社会契约的理论,对于少数族群产生了最低限度的文化同化。

1971年,政府创立一套“国家文化政策”。这项政策明确界定了马来西亚的文化,指出它的基础必须建立在马来西亚土著(马来人)的文化,它可能包括来自其他文化的适当元素,而且伊斯兰教必须在马来西亚文化扮演重要角色。 这套政策也提升了马来语言优于其他语言的地位。政府对于文化的干预,导致非马来人的不满,他们觉得自己的文化自由遭到减损。华人与印度人的社团组织都向政府提交备忘录,指责政府制订一个不民主的文化政策。

马来西亚与邻国存在着一些文化争端,尤其是印尼。这两个国家共同具有类似的文化资产,分享许多传统和项目。然而,争端发生在某些事情上,从烹饪菜肴到马来西亚国歌。印尼对于保护本国的文化遗产,抱有强烈的感情。 马来西亚政府和印度尼西亚政府已召开会议,化解一些由于重叠文化而产生的紧张局势。马来西亚倒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在那里大多数人认识到,有许多文化价值是共享的。

特别注意:马来西亚和印尼一样是一个主流排0华的国度。印尼的两次对华人大屠杀众所周知,马来西亚和印尼文化相似,其实都一路货。英国殖民期间,殖民当局采取以夷制夷的治理,大规模向马来移民华人和印度人以平衡当地,当时倒相安无事,到日本占领期间种族矛盾开始激化。二战后英国准备退出时推出了一个建立马来西亚联邦的方案:马来人66%,华人27%(华人在首都吉隆坡等发达地区人数占55%以上绝对占优势),印度人7%的国家。因为殖民地期间,马来西亚和印度一样是一个由各土邦苏丹国组成的,建立联邦的方案削弱了当地苏丹统治者,弱化了土著马来人的特权,结果相继发生了新加坡独立和1969年“五一三”事件。

马来亚华人与清朝的关系光绪年间,八国联军攻破北京,迫使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出走。经过李鸿章的谈判,清朝政府被迫签下不平等条约及承担“ 庚子赔款”。槟城极乐寺的开山住持妙莲法师将募化来的数万银元献给清朝承担“庚子赔款”。为此,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分别御赐 “大雄宝殿”和“海天佛地”两幅匾额给槟城极乐寺,慈禧太后还御赐《龙藏经》[1]。

“锡矿大王”胡子春在中国捐款建粤汉、苏浙、漳厦三条铁路,并为提倡教育而创办永定师范学堂等五所学校,他还捐八十万白银给清朝购买军舰以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因此被慈禧太后封为荣禄大夫,赏花翎顶戴。不料,朝廷却将八十万白银捐款拿去建颐和园佛香阁,这造成往后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割让台湾的历史[2]。

[编辑] 孙中山的影响和辛亥革命满清末年,孙中山为了改变中国,数次度来到马来西亚槟城、太平、怡保、吉隆坡、马六甲 、等地鼓吹革命。马来西亚华人前赴后继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有者倾家荡产,有的如黄花岗烈士牺牲生命,这些华人为满清末年的中国革命做出重大贡献[3] 。

孙中山先生于1910年11月间在马来亚的槟城开会密议广州“三·二九”起义(史称黄花岗起义)。在这件起义牺牲的华人有29名分别来自新加坡、马来亚、越南、印尼等国家和地区[4]。年龄最大的是52岁的越南华侨罗联,最小的则是出生在霹雳(Perak)年仅18岁的余东雄。这些烈士中工人为15名,商人3名,其余的则为学生、记者、教员和传教士。目前可考的有来自马来亚的:

李炳辉,又名祖奎,别号路得士。早年旅居霹雳州,入教会所设学校学习英文,后来由该校保送马六甲某校肄业,分发新加坡英国长老会教堂从事传教。年仅20岁的他,途经香港时,即接到母亲劝他不要去冒险的信件,但他却写下绝笔诗。起义时,他随黄兴进攻两广总督衙门署,至高第街战死。
李晚,祖籍广东云浮,(1874-1911),这位吉隆坡的裁缝工人,为了参加广州起义,卖掉了自己的脚踏车作盘缠。在攻打总督衙门的战斗中扛着大旗冲锋在前,中弹而死。
李雁南,祖籍广东开平,早年旅居马来亚和缅甸,战斗中受伤被捕后押上刑场。
罗仲霍,广东惠阳人,(1881-1911)。名坚,字则君。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毕业于槟城师范学堂。曾经协助筹办吉隆坡尊孔学堂、荷属火水山(今印尼棉兰市)中华学堂,曾经担任这两间学堂的校长及当地报馆主笔。
余东雄,祖籍南海,(1894-1911)生于霹雳务边,1911年初回中国参与起义,他与罗仲霍、何克夫等攻进总督衙门,搜寻两广总督张鸣岐未获,出署时与清军相遇,激战中牺牲,年仅18岁的余东雄是最年轻的牺牲者。
郭继枚,祖籍广东增城,(1892-1911),生于马来亚霹雳州务边,生前为矿工,年仅19岁的郭继枚与余东雄是生死之交,共习武并结伴打猎。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务边富商余东旋负起照料郭继枚和余东雄之家属的义务,分别将他们安置在务边大街400号及404号。据悉郭氏和余氏皆未留下后代,其家属的最终下落也未明。
新加坡的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的入口处伫立著4座黄花岗烈士的铜像。其中两名持刀枪者即为郭继枚和余东雄供人凭吊。根据新加坡孙中山南洋纪念馆介绍,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著名马来西亚华人还有:

吴世荣 (1875 - 1944), 槟城第二代侨生,为中国革命而倾家荡产。晚年贫病中逝世。
郑螺生(1865 - 1940),,在怡保经商,店号为吉兴隆(Kiat Seng Liung),经营由邻国运入的杂货,长在槟城、峇株巴辖、兆运及木威等地设有分店。曾参于黄花岗起义[5]。
李源水(生平不详),受英文教育,和郑螺生是少数受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嘉奖的马来亚华人。
陆秋杰(?-1918)雪兰莪州声名卓著的人物。陆秋杰受英文教育及归化为英籍,吉隆坡闹市一条路是以陆秋杰为名(Jalan Chow Kit),以纪念他对地方上的贡献[6]。
陆秋泰(生平不详),陆秋杰的弟弟,也是少数受英文教育及归化英籍的孙中山支持者,他是一位成功的矿家。吉隆坡闹市原有一条秋泰路(Jalan Chow The)来纪念他,该路后来被更改成帝帝皇沙1巷(Jalan Titiwangsa 1)[7]。
陈占梅(1875-1944),同盟会吉隆坡分会主席,协助孙中山革命和北伐。七七”事变后,发动马来西亚华侨捐款抗日,任南侨筹赈总会主席团常务委。马来西亚政府特别在吉隆坡拨出一条路,以陈占梅命名(Jalan Chan Chin Mooi),以纪念他对地方上的贡献[8]。
邓泽如(1870-)是孙中山在马来亚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并于1912年推革命成功后,回到中国出任财政部长。森美兰瓜拉庇拉(Kuala Pilah)唯一以华人名字命名的路(邓恩路)就是纪念他的功勋。
沈鸿柏(1873-1950)马来西亚华教斗士沈慕羽的父亲,同盟会领袖,国民党成立后任马六甲埠支部长[9][10]。
[编辑] 马来亚华人与抗日战争抗日战争及日军占领马来亚的3年零8个月是马来亚华人最为悲痛的历史。马来亚华人从早期的动员,组织,赈款到最后的投身战场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并引起日军占领马来亚后进行报复。

进行抗日动员与组织工作的重大日子有:

1937年8月 马来亚华人各界抗敌后援会成立。
1938双十节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在新加坡成立。
1942年1月 以华人为主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同盟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成立。
第二世界大战前,日本政府在马来亚登加楼州龙运(Dungun)开办的铁矿生产大量的钢铁运往日本制造军火。1937年底,为了抗议日本侵略中国,马来亚华人在巴株巴辖、甘马挽及加烘的日人铁矿罢工。在文德甲、芙蓉、彭牙兰等地的日人胶园,也有马来亚华人工人罢工[11]。策划龙运铁矿华工罢工的人就是新加坡著名抗日英雄林谋盛 。[12]

在经济上援助抗日战争,马来亚华人发动赈款支持中国抗战,捐赠方式有很多种,分别为特别捐、月捐和义卖运动。其中南洋华侨筹赈总会最有组织领导,它根据各地区人数和经济状况确定月捐数目,在新加坡召集南洋侨领开会时,认定新加坡常月捐国币40万元,马来西亚认定月捐国币130余万元。[13][14] 当时国民党中央社有一评述:“各地捐款最多者为马来半岛,人数少而捐款多者为英国、菲律宾及南非三地侨胞。个人捐款最多者为胡文虎,最热心者为仰光侨胞叶秋莲女士。该女士尽将所有首饰财产变卖,以捐助政府,而自己则入寺为尼。团体最热心者为侨美致公会。该会曾以会所6处拍卖,得价全数捐政府”。

新加坡华人领袖陈嘉庚也创办《南洋商报》,大力主张国内全面抵抗,“七七”之后更是每天大篇幅报道抗战新闻,激励海外华人出钱出力支援中国抗日。从抗战爆发到星马沦陷前的4年多时间里,“南侨总会”以义捐、认购国民政府战争公债、向国内亲友寄侨汇、捐赠药品、募集衣物等形式,为中国筹款达54亿国币之多,占全世界华人赈款的2/3以上,当时4万5千国币就可购军机一架,这些巨款填补了国内近半数的战争开支。[15]

在人力上援助上,新加坡华人领袖陈嘉庚的号召下,马来亚华人机工前往滇缅公路,抢运抗战物资,在三年多的时间里运输45万多吨物资往抗战后方。在这条公路,估计有1000多名马来亚和新加坡华人机工在滇缅公路牺牲生命。[16][17]

马来亚沦陷后,中国和英国政府组织136部队,许多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人也投身太平洋战争。136部队负责联络敌后抗日武装力量及增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军火物资供应。领导136部队的是新加坡著名抗日英雄林谋盛 。

1942年日军占领马来亚后,2月16日,日军进入新加坡市区后,随即开始以屠杀华人抗日分子为主要目的的“大验证”行动,命令男性华人“听候良民登记”。在“验证”中,几乎每一个华人都受到了日寇的严厉审问,各界华人成功人士更是日军迫害的重点对象。凡是被日军“认定”的抗日华人,或被捆绑后推入海中淹死,或被活埋,或被毒死,或被集中枪杀,其状惨不忍睹。许多华人甚至仅仅因为接受审问时有点紧张就被当作抗日分子杀死。后来,日军几乎每攻占一个地方,都要进行类似的“验证”,致使槟城、怡保、吉隆坡、马六甲等大中城市中成千上万的华人蒙难。在日军占领马来亚3年零8个月的日子里,共有30多万马来亚华人遇难。此外,日军在占领期间发起了强迫马来亚华人捐款的“献金”运动,要求马来亚华人款5000万元( 英国当时发行的马来亚货币单位)。

马来西亚目前拥有无数散落在各地的抗日纪念碑,最著名的是建于一九四八年的马六甲三保山(Bukit Cina)“马六甲华人抗日殉难义士纪念碑“。这是无数纪念3年零8个月的日子里被日军残杀的华人的纪念碑之一。碑柱上刻着由蒋中正所题的“忠贞足式”四个大字。槟城州亚依淡(Ayeh Itam)附近也有一座马来亚华人机工纪念碑。

[编辑] 马来亚独立后[编辑] 华人与现代中国在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后,政治上马来西亚华人已经和中国大陆划定界限。由于政治上的对抗,马来西亚政府限制华人访问中国大陆和看亲。这虽然造成一种障碍,却不影响有限制的贸易和经济来往。马来西亚人访问中国大陆的限制延续到1989年马来西亚政府和平解决马来亚共产党叛变问题后才取消。除了政治问题之外,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后,为了避免其他种族的猜疑,马来西亚华人对涉及中国的课题上都保持沉默。

虽然英国早在1950年元旦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马来西亚1957年独立后却因为马来亚共产党叛变问题而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建交。这段外交关系一直维持到1974年马来西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为止。

长久以来,马来西亚华人团体和华人政党都不宣扬任何与中国的关系。许多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或台北驻马来西亚代表出席的华人团体活动都保持低调,华人报章也不宣扬。然而,2004年激烈的台湾总统选举及陈水扁提出防御性公投,一些华人团体领袖在前马华公会会长李三春及陈凯希的带领下,马来西亚华人团体罕见的建立一中促进会,史无前例地公开发表反台独立场[18]。

[编辑] 现代马来西亚华人今日的马来西亚华人一般会先认同自己为“马来西亚人”,而后才是“华人”;在族群或者种族认同方面,同时自称是“华人”,这使它们变成马来西亚华裔,也称为来至中国的马来西亚人或后裔。

[编辑] 历史遗留问题根据2008年的数据,马来西亚目前仍然有将近2万持红色身份证的华人[19]。这些人中,大部分法律上是无国籍者,因为一部分人仍然是持着已不被承认的中华民国护照。这种现象是一个长久已被马来西亚华人遗忘的历史。马来西亚独立之前,华人在目睹时代的变化和孙中山的影响下,积极参加中国的革命活动。满清被推翻后,在英国人的允许下,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于1912年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建立支部[20]。1925年孙中山逝世,同年英国殖民政府禁止中国国民党的活动。1930年,中国国民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表明中国国民党并非马来亚的非法团体,同时不反对华侨入党,只要他们的活动没有危害当地政府的利益。中国国民党马来亚支部在抗日时代就发挥作用,积极开展华侨在财务上支持中国抗战,华侨机工也前赴后继在滇缅公路上维护车辆及输送援华物资[21]。1949年9月11日中国国民党关闭马来亚的支部。加上英国于1950年1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封闭中国国民党组织,其党产和活动转向俱乐部形式散布在马来西亚民间[22]。认同中国国民党的人士继续坚持中华民国护照及俱乐部活动,造成他们的后代只能以永久居民的身份持有马来西亚红色身份证。这些因历史所遗留的问题也因为中华民国在台湾本土化、马来西亚华人主流社会忽略及政治上的排斥,渐渐被人遗忘。华教斗士拿督沈慕羽局绅[23]是目前马来西亚华人罕见的的国民党人士,他于1988年7月及1993年8月分别被聘为国民党第十三及十四届中评委[24]。2002年,马六甲华团庆贺拿督沈慕羽局绅90岁寿宴,马英九及连战也特别托人送礼。而在霹雳州的太平,在马来西亚独立50年后,仍然有华人在铭旌与墓碑上采用民国为正朔[25],这往往使年轻一代的华人为之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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